1962年年底，我们开始筹备结婚，过程很简单，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要求那么高。单位分的宿舍，十来平方米，把单人床换成双人床，铺上母亲做的新被褥，新房就算布置完了。婚礼上用的瓜子和糖，是家里攒了半年的票才买到的。

　　条件虽然艰苦，但婚礼还是很热闹。1962年12月31日，郑大外语系的大会议室成了我们婚礼的礼堂，毛主席像两边贴上了大红喜联，屋顶也扯上了漂亮的拉花，蕊萱大大方方地表演了一段豫剧……来宾们喝着茶水、欢呼鼓掌，开心极了。

　　婚后，我们过了一年“两地分居”的日子。1964年，郑大外语系搬到了现在大学路上的南校区，我们才真正住在一起。

　　那年月，日子过得非常苦。我工资54块钱，她60块钱，给家里寄一部分，再给弟弟妹妹留一部分生活费、学费，剩下的就很少了。但蕊萱特别会过日子，对自己很节省，一年也不买几件衣服。有一次，她发了工资去菜市场买菜，才买了6分钱的菜，钱就被小偷偷走了。她大哭了一场，以后身上再也不敢多带钱。

　　现代人谈恋爱、结婚，讲究的是浪漫，可我们那时候讲究的是“把一切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蕊萱在国棉一厂当技术员时就特别认真负责，1971年调到厂子弟小学教书更是尽心，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学校，中午吃自带的凉盒饭，一直忙到晚上才回家。每次省里去学校观摩教学，第一站就是她的课。这么多年，她获得的荣誉太多了，“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郑州市“三八红旗手”……可她根本不在意这些，只埋头做好自己的工作。

　　夫妻之间，难免发生争执，特别是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分歧更大。但蕊萱有一点做得特别好：无论如何，都要在孩子面前树立我做父亲的威信，等孩子不在时才和我争辩。

　　她跟着我吃苦了

　　要说，蕊萱跟我这么多年，也吃了不少苦。

　　1966年2月，我们的大儿子即将出世，我送蕊萱去医院，医生说要等第二天才会生，我就放心地回家准备东西了。结果第二天我赶到医院时，儿子已经出生了，蕊萱剖宫产缝了13针。看着筋疲力尽的蕊萱，我特别内疚。

　　回家坐月子，蕊萱闻不得煤火味儿，屋里不能生火，家里特别冷，蕊萱浑身关节都冻得疼。才坐完月子，我就开始带着她治病，西医、中医都看遍了，医生说只有一个方法，“月子里的病，月子里治”。1968年年底，我们的女儿也出生了。我按照医生的嘱咐，精心照顾了她一个月，终于把她的关节疼治好了，但此后她的身体一直很虚弱。

　　1979年，我们一家四口从10平方米的小房搬到两居室的新房，1981年又换成三室一厅。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可蕊萱的身体一直不好，尤其当老师之后，她中午就没吃过热乎饭，胃也坏了。

　　1995年，蕊萱体检查出肺上有个良性瘤子，手术虽然很成功，但此后她的胃动力一直不足，吃什么都不消化，胀气很厉害。我心疼她，一听说有什么新胃药，不管多少钱，都要托人给她买回来。

　　可是，2006年，蕊萱的胃病还是加重了。听人说针灸可以治，我就天天陪着她倒三趟车去医院。治疗的过程很苦，正面扎50针，背面扎50针，背上还要拔火罐。我看着都不忍心，可蕊萱却安慰我，等她病好了，要陪我做这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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