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地震了！

　　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马刚在睡梦中被摇晃的房子惊醒了。“我家住在县招待所后面的平房里，旧房子，快晃倒了”，他知道这是真的地震了！赶紧穿好衣服，向家附近的广播站冲了过去，“我对广播站的值班人员说，快给我开机。我拿起广播喊，我是县革委会副主任，这是地震，大家不要慌。”这时，青龙县委大院的围墙摆动了几下，轰然倒塌。

　　“我那晚还真的没觉得咋的，头天晚上值了一夜班，倒头睡，正香，同屋睡的人拽起我说，快跑，地震了！”王春青回忆那天早晨，地震发生了，他心里压了几天的石头落了地。他在科委的办公室看了一下，房子裂了。28日晚，他在办公室打电话联系救灾工作，屋墙在身后倒了下来。这是一场余震，几乎与此同时，马刚家的小平房也四墙落地。

　　其实，青龙震前的异常现象已经陆续出现了。7月24日，县郊一个清泉突然变浑了，无法饮用。青龙县与唐山交界处的长城脚下一个叫冷口的温泉，泉水温度适中，洗温泉浴的人很多，7月18日，温泉突然上升了3℃，马上上报了情况，汪成民在两天后来此调查。

　　午后，有人报告说，发现了黄鼠狼大白天搬家的现象，学校的领导叮嘱师生晚上睡觉千万不要关门窗。龙山中学加强了观测，高存恒老师装置了一个“土报警器”，他让学生将一个酒瓶倒立，装了一个开关，酒瓶一倒，触动警铃报警。

　　一个年轻人不经意间带回的一个消息，挽救了青龙县。距离青龙60公里的唐山在大地震中几乎被从地球上抹去了，即便相邻的迁安、迁西两地，人员伤亡也极为严重。资料记载，该县有180000间建筑物在大地震中被毁坏，完全倒塌的超过7000多间。“肖营子、八道河等长城沿线的地方破坏比较严重，我在震后负责救灾，了解情况比较多。”马刚说，地震发生时，县里的会议还没有结束，“立即散会，各自回去救灾吧”。

　　相比于唐山的24万余人死亡，青龙近40万人民的生命得以保全了，全县只有一个人在大地震中死亡，并且是死于心脏病突发。另外还有一个青龙籍人士死亡。“他清华大学毕业后，分到地震局工作，头天，从北京赶到唐山了解震情，被砸死了，还不到30岁。”王春青不无惋惜地说，震后一个多月，他再次来到唐山，发现开会时下榻的商业招待所，已经是一片废墟。

　　地震后5小时，青龙县第一个救灾医疗队向南出发了，他们还不知道灾情最严重的所在，一路向南开过去，越走发现死人越多。“我到处打电话问哪里是震中，宽城、兴隆等地的仪器被震坏了，又往昌黎、迁安打电话，大致认定唐山方向是震中。”王春青说，开始不知道去哪儿的医疗队最终确定往唐山方向摸去。

　　7月29日，王春青带领着县里组织的20个基层民兵连队中的第18连开赴唐山，参加疏通河道的工作。青龙由于在地震中受灾轻，震后，这个距唐山咫尺的山区小县医院成为了抗震救灾的后方医院。

　　如今，预报地震水平下降了

　　1996年4月，应联合国发展资助与管理服务署的邀请，青龙县副县长刘志新，这位在大地震时，身在唐山的前山神庙水泥厂技术员，赴美参加了第50届联合国大会复会及技术讨论会。之前，联合国派员对青龙进行考察，认为1976年的防震工作是一个罕见的灾害科学与公共管理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青龙创造了一个奇迹，尽管这个奇迹是在无意间创造的。青龙告诉人们，如果地震可以预测，将会减少、甚至不会有人员伤亡。尽管在多年的争议中，只有青龙品尝到了地震被准确预报的甜果，但围绕着地震预报的争议仍然在进行着，当年的有震论者黄相宁觉得，他早已落了下风。

　　“我们居住的地球上，断层多如牛毛，有的是有规律的，但有的却毫无章法。”黄相宁认为，谁家的房子都有可能坐落在一条活动的断层上，“按照李四光的观点，在第四纪末期有一次地壳运动，我们叫它东亚运动。通过卫星资料，我们看到的断裂带是棋盘状分布的”。他为此提出了“东亚构造体系”，从北京通州区一所普通民房地下延伸到上海宝山钢铁厂一角，从山西大同某处矿井的壁沿到江苏南京玄武湖下，有两条明显的大断裂带，历史上的数次大地震发生在这两条线上。“北北西、南东东方向的等距断裂带平行、交叉密布了我们的山山水水。”黄相宁在1985年比对了美国、印度、非洲的地质资料，发现规律是相同的。

　　他相信地震是可以被预测出来的，30年前的青龙给了他鼓舞。青龙之后，黄相宁又相继准确预报出了几次小的地震，包括菲律宾发生的地震，1990年亚运会前，他准确预报了北京以北的小汤山地区的小型地震。“那次，我给国家地震局写了挂号信”，他掰着指头算了算，大小地震已经预报出多次了，“我们预报的准确率在30%左右”。这是一个在地震界很了不起的数字。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地震预报水平却大大落后了，我们的项目无法得到支持。”黄相宁说，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各地相继废除了“群防群测、土洋结合”的方针，他所倡导的“三土”预报法在大部分地区荒废了，只有北京市地震局还在坚持进行。

　　在1996年，黄相宁接手了联合国灾害科学与公共管理全球计划在中国的项目，进行到2002年，联合国中断了项目费用资助，他进行研究的钱没有了。“我1996年就退休了，带着几个老同事做研究。”现在，他每月花100元钱雇了一位尼姑在广东韶关云门寺内照看他的仪器，而在惠州，他请了同事的朋友帮忙照看，事关无数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地震预报研究，在老人这里变得如此捉襟见肘。艰难之中，他在北京保留了40个观测点，新疆9个，青海和云南也有少量观测点在工作。“不能在大地发脾气时，我们却在睡觉。”老人指着一幅地震危险区域图说。

　　尽管青龙和唐山的对比已经证明，有准备和无准备差别巨大，但是，与地震相关的研究依然艰难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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