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觉期：通过一系列的神经生理变化，紧急动员体内资源，机体处于战备状态。

　　抵抗期：继续发生神经生理变化，充分利用体内资源，对付各种紧急情况。

　　衰竭期:体内激素和重要微量元素耗尽，某些细胞和组织遭到破坏，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上述理论告诉我们，适度的应激反应有利于调动机体能量，抵抗外来压力，但若恐慌紧张过度，导致过强或持续的应激反映，则会影响神经体液和免疫系统的功能，引起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各个器官系统的疾病，也可能引起代谢障碍和癌症，甚至导致死亡，这已是临床上不争的事实。有人将两只同样健康的羊分关在两个笼子里，一只生活安定，另一只可随时看见一只狼，两个月后，后者因过度紧张而死。30年前，Hinkle做了一个实验研究：给52名18-49岁的志愿被试注射了一种感冒病毒，发现被试在此前的应激水平与发病程度有显著的相关。在上个世纪80年代Stone等人用记日记的方式研究情绪与免疫功能之间的关系，发现被试在消极情绪的日子里抗体水平较低。可见过度恐惧和焦虑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越怕得病的人得病的机率越大。

　　为什么面对同样压力事件，人们的应激反应会不同呢？美国心理学家Lazarus认为，个体对事件的认知评价是决定应激反应的主要中介和直接动因。而对事件做出何种认知评价又同个人的知识经验、思维方式和个性特征有关。临床心理学家Ellis提出的理性情绪疗法(RET)与Lazarus的应激理论不谋而合。Ellis认为，人的不良情绪和行为作为一个结果(C)，并非由诱发性事件(A)直接引起，而是由个人对事件的认识或者信念(B)引起的，因此要改变不良情绪和行为必须从改变认识入手。

　　社会心理学家Festinger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灾难发生后人们的不同认识和心态。该理论认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便会处于不协调的紧张状态，这是令人不快的，所以会努力减少它以达到认知协调。1979年三哩岛核泄漏事件发生后，住在附近的居民更相信政府核管理委员会(NRC)关于事故并不严重的宣传，而远处的居民却更为恐慌并大骂NRC是骗子，因为附近的居民需要通过否认或者忽视事故的严重性来为继续住在危险区辩解，以减少不协调。与此类似，在“非典”流行期间一些不得不外出的人，也往往用否定“非典”的严重性来为自己壮胆，取得心理平衡。每当社会动乱或者灾难降临的时候都会谣言四起，这除了因为过度恐惧导致意识狭窄，辨别力下降，容易接受暗示外，也和人们为了替自己缺乏理智的恐慌行为寻求解释有关，此时的人已由理性动物变成了理由化动物。要转变这种扭曲的认知，必须由信誉高的权威机构不断发布真实可靠的信息。

　　对灾难的应对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所谓应对(coping)是指防止压力或应激对自己的伤害而做出的努力。Lazarus提出了问题取向(problem focused)与情绪取向(emotional focused)两种应对策略。前者把重点放在解决问题上，后者把重点放在调节情绪上。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对不同灾难和不同个人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在西方文化中，问题应对策略更受推崇；女性比男性在情绪应对方面更有技巧；对危机处理充满信心的人倾向于采用问题应对策略；如果情境无法控制采取情绪应对似乎是最佳选择。比如，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几个月后，一个心理学家小组研究发现，处理自身的消极情绪（气愤、挫折、恐惧）最有利于健康，而徒劳无功地去解决问题，只能增加挫折感带来更多心理问题。不过，对于“非典”这种具有可控性的威胁，则应将问题和情绪应对并重，既要积极治疗并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疾病传染，又要克服过渡紧张、焦虑和恐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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