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湿的公路，清冷的空气，华灯初上。

我想说等一等，可是你已经走了。

我们本来是约好了来喝酒的，从50度喝起，一直喝到度数无限大。

那是我们十年前的约定。

十年前，你还说什么来着？

你说你要在凤凰的吊脚楼上开一间茶馆；你说每个朋友来看你，你都要和他侃三天三夜；你说要买一只旧竹筏，然后亲手将它翻新。

那时候我们多么迷恋沈从文，我们以为凤凰是个世外桃源。

十年前的凤凰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十年后，我去了凤凰，城中有石板路，水中有小舟，江边有吊脚楼。但是游人太多了，装不下归隐的心。

所以我们没有约在凤凰，我们约在这个高楼大厦看不到边际的城市，我对这个选择给了一个牵强的解释：至少它的交通是很好的，能通向任何一个有名字的地方。

据说这条路上有最好的酒吧，它们提供全世界最名贵的酒，然而，没有一种上50度。

我们固执地一路问下去。打着领结的waiter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我们，50度的酒，只有黄土地上的农民或是大排档上的市井之徒才会喝，什么叫小资？什么叫格调？你们懂吗？

我看了看你，坐火车的六个小时在你的T恤和牛仔裤上留下丑陋的折痕，举手投足有放肆的快乐；而我，刚和一个客户谈判完，来不及换下拘谨的职业装，脸上却有着与之不协调的狂喜。

这些酒吧营造的气氛是艾怨的，只适合苍白的爱情和无奈的倾诉。

我想我们还是走吧。

回过头，你已经走了，我说等一等，你听不到了。

我怎么办。我坐在路旁的长凳上，等你，等你到十二点。

风在树叶间沙沙作响，路灯橙色的光影在地面上浮动。

总是有一对对的情侣走过，白种男子和中国少女。女孩子清瘦漂亮的，扬着雕琢精致的脸，有得意的笑容。我深深地将头低下去，心里有一种不可告人的难过。

我不知道你会去哪里，难道你要赶晚上的火车离开这里？我知道有一班火车半个小时后开，从这里到你的宾馆要十分钟，你从宾馆把行李取出来要五分钟，从宾馆到火车站要十五分钟。你最喜欢千钧一发的刺激，总是在最后一刻出现，候车室重重的铁门入口正要关上，列车的楼梯已经收好，你会大声呼喊着，跌跌撞撞一路奔跑过去。

你曾经因为在一个城市连下了三天雨而当夜离开了它，尽管天气预报说第二天会天晴；你一定也会因为这个城市的酒吧里没有50度的酒而头也不回地走掉。

你总是背很大的包，包里有四季的衣服，还有可以维持二十天的压缩饼干，你随时准备在汹涌的人潮中停下来，找个地方安静地待着。包很重，各种带子交错在胸前像一个士兵，每次说再见时你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

不，不会的，你不会真正离开，因为你没有和我说再见。每次我们都要说再见的，然后做一个约定。新近的约定往往已经兑现，古旧的约定倒是承诺在未来。很奇怪，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急躁，还是因为对未来越来越没把握？

可是，你在哪里？我对你的背影说等一等，你真的没有听到吗？

当年我们一同坐上了开往这座城市的列车，你戴着无框的眼镜，新剪过的头发，看窗外的风景。

车窗外的风景很美，近处是烂漫的山花，远处是恬静的草原，牧人的小屋前有成群的牛羊，连绵的远山呵护着美仑美奂的生活。

列车在连小站都不是的地方没理由地停了下来，你不见了。

当列车徐徐开动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车外敲车窗玻璃。是你，洋溢着笑容，向我打再见的手势。

你的行李在不远处，旁边卧着一条大狗。

我就这样被你抛弃了，只剩下年少轻狂的承诺。

你本来要做一个工程师的，却开始卖文字和照片为生。可是你就是一个现代的精灵，当新手也很成功。我充当你的女朋友帮你领奖时，你正在阳光下骑马，皮肤黝黑，表情淡然。

你给我寄信寄照片，说见面的约定，有时候在雪山，有时候在海边。

我给你寄衣服寄维生素，而我寄出去的东西无一例外被退了回来，我都来不及说等一等，你就离开了。

我在长凳上等你等到路灯熄了，太阳出来。

你依旧没有出现。你变了，没有说再见就走了，在实现了一个长久得要成为传奇的约定后。

十年，我们所有见面的约定都实现了，本来我以为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我错了。

你飞快地逃离了，从此我们之间没有约定，我再没有你的信。我在媒体上读你的照片和文字，但突然有一天，它们断层般消失了。

再见到你，是在精神病院。

你坐在角落的一张矮小的凳子上，带着厚厚的黑眼罩，你一直重复着一句话：“我不能走了，所以我什么也不愿看见。”

我看了看你的腿，完好无损。

我不想看见你四处游走，可你找不到儿时梦想中的凤凰，所以我知道你只能没有根基地漂泊。你不能停下来。

旁边有一个人说自己是上帝，把蓝色条纹的病号服包在头上，缠出一个歪曲的蝴蝶结，他将手背在身后，昂着似笑非笑的脸，慢慢地踱步；还有一个人的病号服穿反了，灰白的颜色，每一粒扣子都仔细地从里面扣好，他说自己是魔鬼，他低着头夹着双臂，飞快地在人群中窜来窜去。

你是清醒的，是上帝和魔鬼疯了。

编辑/打打蛋